文/周璦瑪

生活在現代都市裏的人，對“咖啡”一詞並不陌生，其固有形態也是如此深入人心：黑色微苦的液體盛在瓷杯裏，咖啡的擁躉喝它的酸，品它的苦，甚至連情調都成了咖啡不可或缺的文化。

不可否認，我也很喜歡咖啡。機緣巧合，我認識了一位種植咖啡的孫先生，我提及想要見識下咖啡是如何種植的，他在電腦屏幕前揶揄我：到咖啡基地是很辛苦的。我回了一句：再苦，苦不過長征二萬五。

對話的結果，是我扛着行李，倒了一次飛機加兩次長途汽車，來到一個叫做瀾滄拉祜族自治縣的地方。瀾滄在普洱。說起普洱，第一時間讓人想到的反而是普洱茶，不過截止到2011年的10月，普洱市咖啡種植面積是42.5萬畝，佔全國64.8萬畝的65.6%，佔雲南咖啡種植面積64.6萬畝的65.8%，產量和產值都在雲南省內超過五成。全球五個知名的咖啡巨頭——雀巢、麥氏、卡夫、紐曼、伊卡姆都已經殺入雲南，而日本的UCC和臺灣一衆咖啡品牌，也紛紛進入雲南跑馬圈地。值得一提的是星巴克，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11月，和普洱市政府簽署了一份旨在推動咖啡產業發展的《合作諒解備忘錄》，這也是星巴克在全球範圍內首個咖啡種植基地。可以想見，雲南咖啡在咖啡業者心目中的地位幾何。

我一直以爲能看到一副咖啡飄香的美景，一如我在瀾滄江下游的老撾琅勃拉邦見到的一樣——咖啡館小酒店異國情調。當我站在瀾滄縣的十字路口，除了熱鬧的街天(雲南特有的“趕集市的日子”)和偶爾閃過的身着民族服裝的拉祜族婦女，這座縣城無論房子、商品、人，都和中國衆多縣城沒有太大區別，最奇怪的卻是如此盛產咖啡的地方，街頭巷尾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樣的咖啡館。如果不是有人接待我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咖啡種植地的路。

接待我的柴師說縣城裏是買不到咖啡的，這裏的咖啡豆，大部分剛剛從田裏採摘下來，便被各大咖啡公司收入囊中，運到各大加工廠，經過生產線，重新包裝上架，變成了我們在超市裏隨處可見的袋裝咖啡。就我所問過的人來說，很多土生土長的雲南人，甚至不知道普洱有成片的咖啡種植地。至於瀾滄人是否喝咖啡?他們甚至沒有本地渠道獲得本地新鮮生產的咖啡豆。

爲衆多的咖啡品牌做了多年嫁衣，至今的咖啡豆定價，仍然控制在諸如雀巢這樣的公司手中。有沒有想過做雲南的自主品牌?一位農民合作社的理事長苦笑道：我的咖啡基地在山上，風景絕佳，一直想着改造成兼帶觀光性質的度假農場，但想又如何呢?這個既有的框架無法打破，而農民種植更注重眼前利益的特性，也決定了合作社無法系統地開展長遠的計劃。通常情況下，成文的合作社章程經常在實際操作中面臨違約的風險，這讓有心之人也不敢破釜沉舟。

也不是說沒有喫螃蟹的人。保山——雲南另一處盛產咖啡的地方，除了國營的潞江壩，近幾年推出了一個咖啡種植品牌推廣的橋頭堡——後谷。後谷，甚至擁有中國最大的速溶咖啡生產線，這裏走出來的，不僅有傳統的巨頭，也有新興的咖啡品牌，比如“邱公館”。邱公館做得最妙的地方，不在於它的咖啡質量有多高人一等，而在於它善於講故事的營銷手段。它從種植到生產都做了適當的包裝，既有富有少數民族風情的田間採摘，也有新奇有趣味的咖啡課程，又能適時地推出新奇的方式，比如用熊貓當形象的熊貓咖啡“掛耳杯”。這樣從上游到下游的一條龍做法，賦予咖啡豆契合當下的人文形象，

這樣的公司畢竟還是鳳毛麟角，很容易被人貼上小衆的標籤。絕大多數的咖啡農場，還依賴着粗放型的農業生產方式。“我們一直以來都太注重生產，而忽略了觀察市場和消費者，”孫先生如是說。當然，雲南美妙的土壤中醞釀出的各種神奇食物，不管是葡萄酒還是冰酒，或者是松露還是火腿，也都缺乏像歐盟農業政策中那樣嚴格的原產地保護，失去了標準化和排他性，各自爲政，難免良莠不齊。

在這個以茶消費爲主的國家裏，咖啡的崛起不僅僅只是一種飲品，同時代表着的也是一種新興的生活文化。星巴克的美國本土業務日益萎縮，但其在中國的咖啡店卻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在一二線城市擴張。一杯標準杯星巴克當日咖啡的價格，足夠買上相當於二十五杯份量的半公斤AA等級雲南咖啡豆。而坐在窗明几淨咖啡館裏品咖啡的人，絲毫不會在乎這麼一點成本，他們喝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把玩在手裏的塞壬標誌帶來的心理滿足感。對於雲南的咖啡種植業者來說，一旦他們不再滿足於低廉的貼牌生產，那麼鐵鏽病也變得不是那麼可怕，當務之急，應該是如何爲日益壯大的本土市場，定製一杯有故事有內涵有附加值的美好飲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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